“从‘复古’走向‘复兴’·钧官窑复仿纪事”系列之三

首席记者 于茂世 文图

1972年某日，紧急通知突袭神 ：全国工艺美术品展览会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钧瓷务必晋京参展。

“天呀，都停烧七八年了，‘破四旧’也都把钧瓷给‘破’了，眼下只烧日用瓷，拿啥去参展呀？”时在钧瓷一厂的刘国安先生说，“领导只好发动群众，让大家都回家找找。我这儿有个鼓钉洗，残次品，或养水仙或种蒜头，就放在桌上；曹保才从床底扒拉出个小花瓶，李琪雪打厨房里弄出来个小菜盒，还有个人，记不得名字了，不知从哪儿整出来个鸡心罐。”

就这么4件“破钧瓷”，居然晋京展览了；展览完毕，居然还都被国家收购了。

“国家给了钱，我们就向厂里要。”刘先生说，“领导说：要啥钱哩，从厂里抱个大碗回家喝汤去吧。”

国家缘何这么急于收购呢？

有些外国朋友到中国访问，想买手工艺品，就是买不到。于是乎，周恩来总理责成轻工部、外贸部搞个展览，将全国的工艺美术品都给组织到了北京。

“借着展览，周恩来提出：凡不反动、不黄色、不丑恶的，不可以阻止生产与出口。”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杨志先生说，“于是，就有了‘用泥巴换外汇’的口号。”

周总理的指示精神与换取外汇的现实考量，促成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工艺美术行业的一次思想解放。

“一厂搞了个钧瓷车间，把赶回家的‘牛鬼蛇神（老艺人）’又请回来了。要出口，就要‘仿古’，龙呀、凤呀、瑞兽呀，都上了钧瓷装饰。烧过双龙尊，还烧过高约60厘米的双龙荷口大花瓶。参加‘广交会’，一下子订走500多件，外国人喜欢得很呀！”

1974年，风云再变。

“‘批林批孔批周公（周恩来）’，什么龙凤瑞兽，还得停烧！”刘国安说，“江青提倡样板戏，那就烧铁梅、杨子荣吧。”

无论铁梅、杨子荣，还是双龙尊、双龙荷口大花瓶，“穿”的都是同一套“釉衣”——“64配方（釉料）”。

还有国家收购的那4件“破钧瓷”，“穿”的也是“64配方”。

1963年，中国科学院制定国家十年科技规划，将古代钧瓷列为重大科研项目之一。

是年，中华全国手工业管理总局杨宗安先生肩负恢复北宋钧官窑的历史使命，带着故宫传世钧官窑照片，而且还是彩照，到了神 。

不但带来了彩照，而且带来了许多钧官窑残片标本。

两个月后，杨先生回京过年。

1964年，杨先生再返神 。

在指导神 瓷区复仿北宋钧官窑、缔造“共和国官窑”之际，杨宗安“力荐王孟兰”，北宋钧官窑窑址千古之谜就此破解……

仿烧北宋钧官窑器物

几张钧官窑彩照，几片钧官窑标本——放在今日神垕，啥事都不算；放在1963年，事儿大到了天边——自光绪五年（1879年）神垕卢家救活中国钧瓷后，将近百年之间，神垕瓷区艺人包括神垕卢家数代钧瓷艺人，没有谁见过钧官窑标本，没有谁见过钧官窑彩照。

神垕卢家没见过，北京、南京的收藏家也没见过。

都在做钧官窑的梦，都不晓得到底啥才是钧官窑。

是故，“卢钧”一出，蒙倒收藏家一片。

这梦，不但中国人做，外国人也做。

“1962年‘广交会’，外商非要宋代风格的钧品。咱没有，只有‘大火蓝’呀。结果，一件都没订出去，老艺人很犯愁。”刘国安说，“没办法，又把卢家的‘鸡窝窑’给恢复了。学着卢家，烧点儿桃、石榴、玉壶春什么的。”

当时，只有从神垕刘家门窑址捡来的民窑钧瓷作为参照样品。

“试验天蓝釉带红斑钧瓷，用的仍是烧‘大火蓝’的氧化钴，天蓝、天青都不是拿铁还原出的。”刘国安说，“因为‘捂火’，偶尔也能将铜还原出红斑。1963年初，《河南日报》还作了报道，消息标题是《钧瓷天蓝釉带红斑的新生》。”

试呀试，直到1963年深秋，直到中华全国手工业管理总局杨宗安先生偕同河南省手工业管理局李绍翰先生到了神垕。

杨先生的钧官窑彩照与钧官窑标本，让我们有了感性认识。

“就照这颜色、这造型弄。试呀试，也折腾出了氧化焰、还原焰的意识。”刘国安先生说，“一次搞了十几个釉料配方，轮番试，非要北宋钧官窑里青外红的效果不可。无论怎么试，铁还是还原不出青色调来。没办法，只能回到‘卢钧’、回到‘大火蓝’，加氧化钴烧钧瓷的蓝色、青色。”

折腾了两个月，烧出件鼓钉洗：朱砂红；变形严重；炸底（底部开裂）。

“杨先生要回京过年，就说‘这个东西就让我拿走吧，也算给领导一个交代’。”刘国安回忆道。

杨先生不但向中华全国手工业管理总局的领导作了汇报，还让故宫博物院古陶瓷专家陈万里、冯先铭等鉴赏了一番。

“当时，陈万里、冯先铭等称其为‘仿宋’钧品，都说烧得很好，铜、铁呈色，还有微量的钴也呈了色。”刘国安说。

就这样，上边要求钧瓷一厂要把这个釉色——也就是“64配方”，坚持不懈地搞下去。

为此，国家拨款3万元，还有一辆载重两吨的嘎斯货车。

这种支持，大上了天呀！

在杨宗安的要求、安排下，刘国安、刘振苍等4人北上北京、南下南京、上海、杭州、宜兴（“宜钧”烧造地）、龙泉（哥窑所在地），观摩博物馆，考察重点瓷区。按计划，还要去广东佛山考察“广钧”，只是遭遇铁路暂时中断，未能成行。

刘国安、刘振苍等4人返回神垕，杨宗安、李绍翰再次到了神垕。

“为向国庆十五周年献礼，李绍翰担纲造型设计。基本上都是北宋钧官窑造型，如葵花式花盆、海棠式花盆等，还有鹅颈瓶等。都不低于50厘米。苗才娃将造型图看错了，‘创造性’地多搞了一个菊花式花盆。”刘国安说，“但是，烧来烧去，不是上半部不熟，就是下半部夹生。快到9月底了，还不成功。最后一窑，有个窑工装窑时偏偏又把鹅颈瓶素胎给碰掉了一小块儿。来不及，就搞块‘补丁’。急忙上釉，又上错了，弄成了蓝釉。烧出来一看，哎呀呀，妙不可言呀：整个瓶子红艳艳的，冒出了一块儿小蓝斑，妙极了。花盆等，也是里蓝外红，无论造型、釉色，都有北宋钧官窑风格。”

这一窑钧品，如期摆进了北京人民大会堂河南厅。

这一次仿烧，可谓当代钧瓷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堪称摸到了北宋钧官窑的脉搏。

发现北宋钧官窑窑址

复仿告捷，杨宗安返回北京。

但是，杨先生在钧瓷一厂期间留下的一句话，却深深烙在了谢相林的心里：你们打听一下城里（禹县县城，今禹州市区）是否有叫王孟兰的，他知道北宋钧官窑窑址在哪儿。

1950年，陈万里先生前来禹县考察钧窑，没找到钧官窑窑址；1964年3月，冯先铭、叶喆民等先生再来禹县考察钧窑，还是没找到钧官窑窑址。

1964年8月，禹县人民政府组织钧瓷调查组，由禹县钧瓷一厂办公室谢相林（擅长写作，负责调查材料的记录和整理）与县原档案馆馆长焦俊昌（担当组长）、县手工业联社办公室王熙兆、县国营瓷厂技术员田松山等4人共同组成。

无论是陈万里，还是冯先铭，他们都把寻找钧官窑窑址的希望寄托在人迹罕至的山区。

钧瓷调查组也与两位先生一样，首先把目光投向了西部山区。

但是，“王孟兰”的事儿一直挂在谢相林的心上。

“跑了一个多月，钧官窑窑址一直困扰着调查组。直至谢相林回禹县过国庆节，从外祖父赵立增先生口中获知了王孟兰先生的消息。”《钧瓷志》主编苗锡锦说。

“谢相林与王孟兰两家，好像还有点儿远房亲戚的关系。”刘国安说。

也许，谢相林外婆家与王孟兰家有点儿亲戚。

“解放前，王先生从事过古董生意。有文化，阅历也多。谢相林当即将这一消息告知调查组。调查组于10月5日拜访老人，老 人说：‘这些事说来话长，传世宋钧烧造窑场不在乡下，就在城内。侵华的日军和国民党都问过我，我都没有透露给他们。宋朝徽宗设官窑烧造瓷器，窑口在县城东北角古钧台的八卦洞附近，也就是传说中的钧官窑。’调查组随即直奔八卦洞附近进行考察，挖出一些钧窑残片和窑具，而后又得到王先生捐献的10余件瓷片。略加整理，10月中旬他们前往北京，请杨宗安、冯先铭、沈从文等先生予以鉴定。先生们一致认为：钧台窑瓷片价值极高，和北京故宫珍藏的传世宋钧属同一类型。并由此确认：古钧台周边县城东北角附近是钧官窑烧制遗址的所在地。”苗锡锦说，“这一发现，破解了钧窑发展史上钧官窑遗址的千古之谜。”

“冯先铭将消息转告陈老(陈万里)，陈老‘兴奋得一夜睡不着’，并说：‘我到过的地方太少了，你们真找到了钧瓷的老家。’”刘国安说。

杨宗安缘何晓得王孟兰呢？

“解放前，杨先生也搞收藏。”刘国安说，“他带到神垕的那些钧官窑残片标本，就是从王先生手里购买的。”

之前，仿造钧官窑，只晓得钧官窑支钉烧造（因为器物底部有支烧痕迹）；依葫芦画瓢，弄了几个钉子支在底部烧造，却烧得东倒西歪，炸底，变形。

“钧官窑窑址发现后，才晓得人家宋朝人真聪明：用的不是支钉，而是‘支圈’；一个圆形的圈儿挖出支钉，这法儿托举起来的器物，稳定性要高得多呀！”刘国安说。

标本在禹州，窑址在禹州……

概而言之，钧官窑窑址的发现与研究，再次将钧官窑复仿与当代钧瓷烧制水平推演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也因此，钧瓷一厂、钧瓷二厂、国营瓷厂等被看作“共和国官窑”。